“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座谈会

民盟中央座谈会

　　潘文石：我衷心拥护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党要加强对各部门领导和各科学机构带头人的教育，要真正尊重科学，不要用长官意志来代表科学发展的进程。科学的本来含义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某一种短期的需要，政绩上的需要，形象工程的需要来做决策。希望能够认真教育并要求下级各部门领导及各位学术带头人建立科学发展观。从我接触过的部门来说，科技部的领导还是能够耐心地听取意见的，但是还有个别其它一些部门的一些领导，绝对长官意志支配，先有预先设定结论然后再让你去做研究，要你给我搞这个，钱有的是，出来成果就是我的政绩；你不按我“指示”办，就一分钱别想拿到。这实际上是弄虚作假。比如说克隆大熊猫的事，科技部召开了多次论证会，最后一次还是听取了来自全国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我赞成发展克隆技术，但是从保护大熊猫的角度来看，克隆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熊猫在野外或动物园都能进行成功的繁殖，而熊猫本身的繁殖行为方面存在一个延迟着床的问题，什么时刻，受精卵分裂到什么阶段，子宫才接收这个受精卵？这一问题把动物园里和野外全部能够繁殖的母熊猫拿来做实验都搞不清。拿克隆多莉来说，277个受精卵才成功一个，而这之前还有更多的摸索数据没有公布。我赞成用羊、牛、猪或者兔子、老鼠、猫等去做研究。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整篇都是谈这个问题的。从战略角度来讲，20世纪核裂变技术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你没有掌握核裂变技术，你就要挨打。那么在21世纪，DNA的插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会对人类造成多大影响我们今天没办法估计。但是既然我们有力量，就一定要做。但要在实验动物上去做，不要拿那些珍稀物种去做。其实这个问题在国际会议上被多次讨论过。大家听说国家准备拿出钱来克隆大熊猫，就纷纷拼凑研究队伍来抢这个钱。有一位专程从海外赶回来的专家，一到北京就给我打电话，说也要参加关于克隆熊猫的会议。西北某大学则联合4-5个著名大学及研究所，分头做两项申请，申请金额为8000万和7900多万。科学院有两个所要申请几千万。他们介绍自己的队伍如何第一流、自己的设备如何第一流，自己成果如何第一流。我问他们中申请经费最多的某教授：刚才听你介绍，你在家畜的克隆上做了很多工作，你有世界第一流的设备，世界第一流的科学队伍，我觉得你什么都不缺，你要8000万干什么？他当场说想买点材料。我说你买个动物来取材啊？他急忙否认，说要点细胞。我说这不用了那么多钱，你有设备就可以做实验，我带你去动物园，取一点皮不就完了吗？把它冰冻起来，通过细胞培养就可以了。这是个例子。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并不在上面，问题出在下一级或再下一级的部门领导和某些学科带头人身上。

　　第二，决定中华民族未来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教育我们的后代。因此我诚恳地期望，党能对教育战线中的带头人进行重新考核。如果这些带头人带不好头，就没有资格去占这个位置。我再举个例子。某先生在北大期间，在科学研究上有3次不规范的行为，第一次从国际上的一个杂志上抄袭外国科学家的文章，文章总共16段，抄了8段，逐字逐句，连标点、资料、表格都抄过来，最后还弄虚作假，以另一种植物的基因分析图片代替所研究的对象的结果。第二件事是恐龙蛋基因研究的事情，完全是愚弄老百姓和领导的。恐龙应该是爬行类，大约6500万年前就灭绝了，但它们是爬行类应当与现存爬行动物的特征比较接近；要不，鸟类也行，因为当时有一类小型的恐龙活下来，演变成了鸟类；要不，拿其它脊椎动物也行。可是他们却选了一个无脊椎动物的一段基因序列作探针。用一个几乎完全没关系的基因片段来比较脊椎动物的基因的相似程度，怎么能比较出来呢？其实，这个恐龙蛋早已打破了，从北京到深圳展览达半年之久。一位教授说他在蛋里找到一种粘粘糊糊的东西，用火一烧，有点臭味，显然是蛋白质，当时考虑到可能是在展览过程中受到污染，长了霉菌。当他们把它的基因调出来之后，和哺乳动物，鸟类，所有的脊椎动物比较，还和霉菌比，结果与霉菌的基因有99％的相似，与其他的动物有50％的相似。可是他们在报纸上并不公布与霉菌的基因相似性。这都是原话，都登在报上了。只是说不像现在的，排除那些可能性就断定是恐龙，说已经拿到恐龙的基因了，可以在天安门检阅恐龙了。在十几年前，曾经误传洛克菲勒大学也有一位教授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而实际上他是被诬告的。但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因此而自动辞职。我看到一些资料，钱正英、吴阶平、邹承鲁等很多学者，都写信给教育部要求调查问题，希望教育界端正学风。可是国家为什么不重视这个问题？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中华民族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民族，我想这些事情不能再拖了。

　　第三，为了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子孙的安全，环保文明一定要强调再强调。全人类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人类是从一个从弱小的种群发展成主宰全球的强大物种。人类在弱小的时候是依靠“毁坏”周围环境和掠食其它野生动物得到发展。在1万年以前，许多食肉动物还常常把我们当点心，人类只好躲在山洞里。人类是在原始农业文明出现以后才逐渐强大起来，只有最近几百年，人类才变成一个能够控制全球的一个种群。在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如果不毁坏自然，如果不猎杀其他动物，如果不把它们当成食物，就不能生存，这个世界观已经在人类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那么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两百年里，人类仍然没有从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中转变过来，仍然把自己作为地球的破坏者。今天人类必须从地球的破坏者转变成为地球的保护者。不保护就不行了。这就是伦理观念在进行变化。但是这样一种思想还没有在全球建立。如果现在全球60多亿人口都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来消费地球上的资源话，地球上的资源大概三、四十年就消耗完了。如果按照现在全球人口平均的消费速度，地球能维持75～100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人口还在增长，地球最多能容纳90亿～110亿。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人类的行为必须建立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中国是处在一个发展的时期，十几亿人民要过上像样的生活，各个行业都要发展，但是我们面对很多制约因素。比如水利问题，中国是季节性的雨水国家，地下水比较少，水大了会造成水灾，没有水的时候就遭遇干旱，不但农业受限制，工业用水也很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立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的时候，一定要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解决好。可持续发展就是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这一代人的安全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的可能。我们处正在一种两难状态，因此要依靠科学的发展观。只要我们耐心，不急功近利，科学和技术一定能够使我们在两难的局面下寻找一种更加合适的发展手段。